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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海报

2024年11月17日（周日），在上海衡山北郊宾馆扬子厅，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主办了第八次“上海大学世界史青年学者工作坊”活动。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史学和史家”。此次活动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屠含章博士主持并策划，主要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范丁梁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姚汉昌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金嵌雯博士、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的朱联璧副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蔡丹妮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义帆博士（按发言顺序）。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吴浩教授应邀在开幕式上致辞。

参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

在工作坊的开幕式中，屠含章博士简要介绍了工作坊主题的由来。她指出，一方面，在学院内的历史知识之外，也有日常生活世界流通的历史知识。这些年我们也越来越关注史学史研究的下沉。另一方面，史家除了智识生活的世界之外，亦有其日常生活的世界。生活是思想的来源。因而，要读懂过去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今天的研究者需要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屠博士发言结束后，吴浩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致辞。吴教授表示，近几年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希望进一步补齐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短板。吴教授希望，此次工作坊活动不仅可以为上海以及各地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还能够为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发展提供思路。

历史学家的个性

上午的交流活动主题为“历史学家的个性”，将探讨的重点放在历史学家的经历、经验与情感等如何影响其历史书写与史学思想的问题上。

华东师范大学的范丁梁副教授做了题为“拥抱历史学家的主体性：走向二元分裂的弥合”的汇报，提供了一些关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史学与史家”这一话题探索性的思考。

首先，范老师以康德、兰克、黎特等历史学家为例，说明这些历史学家如何将自我身份与学术著作分离。而在主体性、社会分析等理论的启发下，她开始关注历史学家在社会网络中的身份，将历史学家看作“日常生活世界当中的人”，并研究这种身份如何融入学术实践中的。范老师个人倾向于采纳卢曼对“生活世界”的观点，即“生活世界”是每个人为主体出发观察到的结果，“生活世界”是个体性的。范老师也从卢曼将“人”视为某种“社会角色”的观点出发，聚焦性格与实践、个人与环境的互动，研究这种互动如何产生有自我意识的“人”。

在回顾现代主义科学话语中主客体的分裂与反思之后，范老师提出了四种研究史家主体性的视角。第一，经验的感知与加工。关于这一点，范老师以德国历史学家战争经验的共性与个性为例进行说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间出生的三代德国学者参与世界大战的程度不同，他们对大战的记忆、对纳粹政权的态度，乃至个人的性格与价值观均不同。第二，情感的反应与规范。范老师注意到，19世纪的历史学家用非常欲望性的语言描绘档案，这实质上是他们在希望史学研究取得成就与日常档案研究的痛苦间纠葛。另外，从历史学家的致谢中，也看得出历史研究牵涉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学术生产的结构性因素。第三，交往的行动与能量。比如，德罗伊森在写作时候，极大地得益于一位名叫贝洛的“隐身助手”。再比如，年鉴学派势力范围的扩大，背后是因为布罗代尔与美国基金会的亲密关系。第四，表演的展示与创造。范老师以科泽勒克为拍摄照片摆出躺卧姿势，以及比勒费尔德学派趋同的服装偏好和攻击性极强的研讨风格为例，认为学术知识和学术身份也是在表演行为中被创造的。

最后，范老师指出，探究历史学家在“生活世界”当中一个“人”的形象，除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学家与其历史生产之外，还有助于塑造历史学的学科信任。如果我们从主体性出发，以一种开放而又谨慎的态度，探究思想与社会之间，个人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话，或许能够揭示历史知识的确是由内容和形式、品质和表演共同构成的。但在更深层次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表演，终究生命力有限。

与关注历史学家的“情感”不同，上海师范大学的姚汉昌老师重视“理性”“经验”的作用，带来题为“推测史学中的理性与经验”的报告。

姚老师先介绍道，“推测史学”是历史学家在缺乏文字参考时，观察、总结人类本能的规律来叙述人类行动的一种史学方法。从这一概念出发，姚老师提出，推测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推测史学家预设人性本质是一致的。姚老师还提出，推测史学重视“类型的”历史发展顺序，比如亚当·斯密提出“渔猎、游牧、农耕、商业”四段论。

接下来，姚老师以大卫·休谟的推测史学为例，解释推测史学的思想前提：休谟认为，人性是永恒的、不变的，他断定历史学认识的对象也是有客观规律的，因此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是一样的。为什么休谟会认为人性是恒定的？姚老师借用柯林武德的观点，认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都认为历史学关注的对象是“瞬息”而不是“永恒”的；18世纪的历史学家要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就必须把人性改造成客观物质一样“永恒”的东西。直到后启蒙运动时代，历史学家才开始反思人性恒定的思想，并思考人性跟自然世界的区别。

最后，姚老师还从全球史的角度，阐明研究“推测史学”的现实意义。姚老师说，今天我们批判西方的世界历史研究带有西方中心色彩，但18世纪推测史学不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推测史学对世界历史研究的结果更平等、普遍。此外，推测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姚老师将其看作世俗化全球史的先驱，为今人研究全球史提供了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金嵌雯老师的汇报“历史写作是一种行动吗？——海登·怀特与克罗齐的‘分道而行’”从“历史致用性”问题出发，最终回归到分析克罗齐和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上。

克罗齐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历史致用观分为两类：第一类，指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过去，获得一些有关政治、军事实践的实用性建议；第二类，指历史学家从过去事件中提取出某种美德，以作为道德训诫。金老师分析，这两类“致用性”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在于相信人性和美德的永恒，以及历史呈循环运动。然而，上述这两类“历史致用性”的观点，在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受到质疑。如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等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皆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出要审时度势的观点。他们认为环境的变化会削弱过去教训的有效性，因此事物很难完整地重复自身。这类观点逐渐演绎出“历史主义”的思想。在历史主义那里，历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将个体编织进全人类不朽的链条之中，进而促成一种新的历史致用观，即通过历史来成风化俗。然而，随着客观主义史学的发展，随着目的论历史的破产，这类通过历史建立起过去与当下之间联系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就被遗忘，或者说，被抑制了。这构成克罗齐与海登·怀特理论的思想背景。

克罗齐和海登·怀特一致认为，研究过去离不开史家当下从生活中产生的兴趣和意识。克罗齐由此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而海登·怀特则从历史语言和修辞出发，剖析出历史文本中潜存的史家在审美、认识论和伦理层面的主体观念。实际上，海登·怀特史学理论的提出，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历史学科已越来越远离生活的背景下，针对“历史有什么用”问题的重新解答。

然而，克罗齐与怀特亦存在分歧，前者成为后者《元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在怀特看来，克罗齐最终讽刺式地将历史学限制在表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上，历史只能明晰地表现过去，却无助于人们“做出任何一种有关‘现在’的具体特定历史性质的判断”。怀特指责克罗齐没有意识到自身思想中蕴含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坚持认为，历史写作始终无法被去伦理化。

怀特观点的获得，基于两个理由：首先，伦理选择是历史阐释的内在目的，也是历史致用性的实现。历史写作，是史家在特定情形下积极动用意识，修正对客体世界的理解，生成客体世界的新意义，以此来与现实相协调的过程。其次，史学语言本身无法摆脱伦理选择。怀特将史学话语视为一些言语行为，这类话语在言说有关世界的事情时，也试图改变世界，改变一个人可能与之连接的方式，或事物与世界中的其它事物连接的方式。实际上，上述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亦表达了怀特自身对历史相对性的解答，他推促历史研究者在寻找历史事实的同时，关注某一历史论断被提出的意图。

日常生活与全球史

下午首场交流活动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与全球史”。两位发言人将饮食等生活现象、微观史与全球史联系起来，赋予全球史更加丰富的层次与更生动的解释。

在题为“权力、经验和感知：以全球史视角反思饮食民族主义研究”的汇报中，复旦大学的朱联璧副教授从饮食民族主义（Gastro-nationalism）、民族饮食（national food）等概念引入，讨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民族主义与全球史等研究主题的关系。

首先，朱老师介绍了饮食民族主义的研究历史。在国内，马戎教授的团队在一篇关于国外社会学族群的研究综述中将“Gastro-nationalism”一词翻译为“烹调民族主义”，与该词的原意以及适用范围不是特别相符。在国外，日本学者一条都子提出，饮食民族主义涉及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带有“日常民族主义”的色彩，研究者不能仅从政治领域探讨饮食民族主义。她提出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全球层面的食物和民族主义，这三层研究框架。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朱老师认为，“Gastro-nationalism”包括了原料、烹调、进食、“民族饮食”建构等问题，使用“饮食民族主义”一词能够更好地包揽各种角度。

为“饮食民族主义”提供概念框架后，朱老师提出，仅仅生成一个概念是不够的，还要将“饮食民族主义”的研究与传统的民族主义研究、全球史视角下的民族主义研究联系起来。朱老师提出，移民与“民族饮食”的关系能够研究的重要线索。她指出，在移民的文化生活中，研究者们能够更好地关注到食物“超出边界”、在全球多重空间进行互动并最终被赋予“民族性”的过程。

而朱老师构思的“权力”“经验”和“情感”三个概念合一，能更好地研究特定的食物如何激发人的民族归属感乃至影响国家自我定义：对“权力”进行研究，即开展“自上而下的”研究，可以吸纳官方档案、立法资料、媒体资料等，探讨国家、区域、地方的权力，并整合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研究方法。而对“经验”和“情感”进行研究则更多采纳“自下而上”的视角，利用日常生活的记录发掘社群、集体的历史乃至个体的自我意识。

最后，朱老师指出，从全球史出发研究饮食民族主义，可以呈现更多元、更具竞争性的视角，更生动地探讨全球史中的饮食案例，并从差异当中归纳共性的分析方法。

杭州师范大学的蔡丹妮老师以“全球微观史的兴起”为题，聚焦全球视野下的“在地”理念和实践。她指出，全球史和微观史的结合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研究取向既关注宏大的结构性趋势，同时也逐渐定位到具体的事件、商品、文本或技术，并且关注到个体或社群，而正是“人”所展现出的“能动性”（agency），成为全球史研究中备受瞩目的因素。对于微观史的全球转向这一趋势，在中文里有“微观全球史”和“全球微观史”的说法。她的标题采用了后者，主要是来自两篇英文特刊导言的概念（“global microhistory”），而这两篇导言也是蔡老师本次报告分享的重点。

第一篇文章“Global Microhistory: A Case to Follow”（作者为Romain Bertrand和Guillaume Calafat）来自《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发表于2018年的一期特刊。本文归纳了全球微观史发展的三个主要表现：着眼于影响深远的经济、政治、思想互动所带来的场景（scenes and sites），书写跨国生命（global lives），分析跨国案件或庭审诉讼。在这三者中，蔡老师着重阐释了第一点，即“以多点路径进入社会语境”（A Multi-Sited Approach to Social Contexts）。这就要求史学家进入不同空间，例如人或物流动的起点或终点、中转站、司法、外交机构等，并且思考这一特定场地，需要结合何种类型的史料加以理解。这种意义下的“全球”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是一种“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的历史，将社会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另一方面，更需要历史学者追踪所有跨境流动的参与者的旅行途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追踪并不意味着要预先设定一个同质化的世界，而是要兼顾语境的零散和多元。

而对于“零散”和“多元”的强调，进一步体现在第二篇文章中“Introduction: Global Microhistory of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2023）。作者Maxine Berg是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历史文化中心的负责人，她目前的在研项目之一就是全球微观史。该文总结了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界回归地方研究，而这种回归背后立足于更广阔的全球化发展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将世界作为紧密联系的整体，有可能导致对地方经验的忽视，而地方社会的现代演进，是有着不同路径的，因而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也必须考虑地方性和具体的地理、历史、语言环境，将地方和全球有机结合。

为了更好地解释“在地”问题，蔡老师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沈艾娣教授对法国天主教圣婴会的考察。在《“请捐一分钱给中国小朋友”：法国天主教圣婴会在中国（1843—1951年）》一文中，沈教授提出，圣婴会的活动将社会中一些最无权势的成员的人生与世界史的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从而打破宏大叙事的局限，将全球化历史与地区、家庭、以及日常经验历史相结合。圣婴会在筹款过程中，把工作重点放在渲染戏剧化的救援场景上，而这种救援场景几乎与圣婴会在中国的工作现实相去甚远，因此，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非但没有发展出趋于一致的全球现代性，反而凸显了文化的差异。第二个例子是林郁沁教授对家庭工业社的讨论。在《美妆帝国蝴蝶牌》一书中，林教授认为，陈蝶仙具有相当前卫的全球化企业经营理念，并能结合地方的消费需求灵活变通。在陈蝶仙所写的关于如何建设中国工业的文章中，他认为复制外国的技术，并联系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是正当的。“民间工业主义”和“玩创”（tinkering）这两个核心概念为理解“在地”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在结语部分，蔡老师回到前述的第一篇导言，指出同时对多点路径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要将历史研究对象作为参照物标准化，用以揭示连贯性或是相互作用，而是要质疑绝对同一性的前提假设，强调特定语境的具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微观史学的“全球转向”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反思全球史的叙事。

日常与非日常的历史书写

在下午的第二场报告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师义帆老师发表了题为“从日常抵抗到政权韧性：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视角转换”的演讲，上海大学的屠含章老师则分享了关于“事件史研究中的个体记忆”的思考。

师老师首先从理论角度概括了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的两种“碎片化”倾向：第一种为“内卷型碎片化”，即研究者细化案例，但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既有的宏观历史认知模式；第二种为“解构型碎片化”，即研究者解构某些宏大叙事的同时，未能整体把握宏观的历史图景。在正视这两种“碎片化”的基础上，师老师提出，研究目标不仅要体现基层民众日常生活复杂性，还要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新的、整体性的理解。

接着，师老师介绍了现有的两种解释国家与普通民众生活关系的理论：“全能主义模式”强调强制性手段对社会的控制；而“抵抗模式”则相信，在基层社会，中央政策往往被不同程度地消解，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仍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师老师认为，前者忽视了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张力，而后者则容易产生一种浪漫化的倾向，使人低估“政权的韧性”。因此，师老师在综合理论与史料的基础上，认为“参与式全能主义”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

在对国家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提出整体性解释后，师老师将焦点转向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师老师指出，目前对社会主义国家青年亚文化活动的研究，往往受到很强的目的论影响，容易从“抵抗模式”出发解读青年参与“亚文化”活动的心态。而对20世纪60-70年代的合唱团、读书会等活动进行分析后，师老师认为，很多青年并没有形成一种颠覆性的亚文化。最后，师老师总结道，冷战时期青年的业余生活可以分为政治化的、集体化的以及体制化的三个层面。

屠老师的报告“事件史研究中的个体记忆”，借由一则关于鸦片战争的传说，讨论当非日常的事件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如何掀动知识结构的波澜。

屠老师指出，目前有两种事件记忆史的研究路径：一类采取较长时段的考察方法，描绘某事在后世的记忆转型轨迹，发掘“记忆”与“遗忘”的过程与原因。另一类则通过引入亲历者的个体记忆，呈现更为立体、多面的历史图景。她希望能够结合这两种取径开展研究。

接着，她从鸦片战争期间的生擒英国“三公主”传说引入，分析了各类记忆类资料中的想象与真实。屠老师指出，日本学者增田涉最早关注到英国“三公主”在余姚被俘的传闻，他发现很多幕末的日本文人都谈到这一离奇的事件，并加以渲染、发挥。近来，该事件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三公主”传说的真相是：安妮·诺布尔本是一名普通的英国妇女，她搭乘的“鸢号”原本是一艘商船，被英军征用为运输船。此船经过杭州湾南岸一带返回舟山时触礁沉没，船员因而被当地人设套活捉。在俘获“鸢号”船员之后，地方官吏对这些人的身份来历尤为好奇，并试图从他们口中了解有关英国的相关情况。安妮·诺布尔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被认为是女王之妹。此后，这一传说便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又经过从事对日贸易的江南商人之口传到了日本。

屠老师认为，这个将英商之妻当作女王之妹的传说之所以广泛流传于中日，反映的是晚清江浙地区与幕末日本士人对海外世界的浓厚兴趣。有趣的是，后人对于中英交涉过程的戏剧化想象。三公主的故事给了他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去假设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圆桌讨论

在七位学者的报告结束后，工作坊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以便与会者进一步交流和探讨。

在讨论中，范丁梁副教授详细解释了“情感”在研究历史学家过程中的作用。过去“情感”被看作是“理性”的反面，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都要求历史学家克制情感的表达。在学界，历史学家也要遵循一系列的情感“规则”。而正是因为外界要求历史学家克制情感，与历史学家作为“人”肯定会存在某种情感，这两者引发冲突，才使得范老师越来越多地关注历史学家作为“人”的情感属性。

应金嵌雯老师的疑问，姚汉昌老师进一步说明了推测史学中“理性”与“经验”的关系。姚老师认为，推测史学家将“理性”看作构建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并将历史看作是“理性”的，因而认为人的行为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史学家利用“经验”为方法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人的行事逻辑，并将其应用到解释古人的行为中去，以弥补文字记录的不足。

为了解答其他学者的疑惑，金嵌雯老师论述了为什么说海登·怀特的研究路径，是对克罗齐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语言、文化层面的阐释。克罗齐的论证逻辑，在于他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不自觉地带着当下生活的兴趣和问题研究过去，由此使一切历史打上“当代史”的烙印。同样，海登·怀特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书写时，都带有自己的审美和认识偏好以及伦理诉求，这些偏好与诉求都无法脱离当下的文化语境。

范丁梁老师与蔡丹妮老师讨论了微观史研究中案例的代表性问题。范老师认为，某一主体被挑选出来进行研究是因为其留下了材料，而不是因为这一主体能够真正代表普罗大众，这本身就是“特权”的表现，偏离了研究“无名”的目标。蔡老师回应道，受历史材料的限制，历史研究者并不总能完全掌控微观史研究案例的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者只能不断丰富和深化“阐释”的策略，从有限的资料中尽可能挖掘出能够和大时代与全球性产生联系的关键节点，将个案背后的结构性趋势揭示出来，从而为全球微观史研究赋予新的意义。

除此以外，各位学者还就史家情感的研究材料、“记忆”概念的界定、大众历史认知的多样性等问题交流了看法。

结语

本次工作坊活动以“日常生活世界的史学和史家”为主题，聚焦“历史学家的个性”“日常生活与全球史”“日常与非日常的历史书写”三大方面，从史学史研究的“下沉”到全球史中的小人物、从高屋建瓴的历史哲学谈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情感，不仅丰富、拓展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畛域，也为各校青年历史学者的交流互动搭建了良好平台。